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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身份属于临时工。

    社办企业的情况就更复杂了。

    属于公社的集体企业。

    性质半工半农。

    干着工人活，身份却是农民。

    三类企业的经费，全部来自公社，工厂，街道。

    它们的出现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问题。

    却也给上面添加了大量负担。

    77年开始，国家便开始削减下发给各部门的经费。

    国有企业，街道，公社本身都在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。

    还要给下面的子企业发工资。

    恶性循环逐渐形成。

    “层层叠加，包袱只会越来越大，必须找几个企业和工厂当试点，走出一条不同的路。”

    “比如自负盈亏，自己想法找饭吃。”

    “以点带面，让社办企业，大小集体，一些在饥荒备战年代，仓促上马的工厂看看，靠自己想办法，也能走出一条出路，也能吃饱肚子。”

    林凯峰大胆断言。

    继续坐等靠，四类企业和工厂会和他们上级单位一块断粮。

    “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，毫不留情。”

    方博年掐灭手里香烟，说道：“话难听，但理就是这个理。”

    “远的不说，就说市机械厂，为了安顿厂里职工的返城知青子女，开了个大集体。”

    “说的大集体，更像是托儿所。”

    “情况比县机械厂几个月前还要糟糕，这些大小集体，根本就不具备独自生产的能力。”

    “确实需要立两个典型给众人打个样，让他们懂得，自己给自己挣饭钱。”

    这些企业和工厂存在问题，统一集中在一点。

    缺乏自主造血。

    没有自创资金来源的能力。

    每天不是混吃等死，就是干点边角料工作。

    没动力，没能力。

    渐渐成为了吸血的包袱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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