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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王承恩。”

    “奴才在。”

    “你去告诉李典簿，让他想办法打听两件事。”朱由检道，“第一，兵部对熊廷弼奏疏的真实态度；第二，朝中哪些大臣还在关注辽东局势，特别是……哪些人可能与魏公公意见相左。”

    王承恩愣了愣：“殿下，打听这些，风险太大。万一被东厂察觉……”

    “小心些就是。”朱由检道，“不必直接打听，可以从旁了解。比如兵部书吏的闲聊，官员之间的往来……李典簿在宫中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”

    “奴才明白了。”

    王承恩退下后，朱由检又铺开纸，给陈元璞写了一封信。这次不是问农事，也不是问商业，而是问辽东。

    “先生可有友人于辽东行商或为吏？今闻边关不宁，欲知真实情状：建州兵马几何？装备如何？我军防务如何？民间作何议论？此事不急，可徐徐打听，但务必确实。”

    他写得很隐晦，没有提熊廷弼的奏疏，也没有提朝中争论。但陈元璞应该能明白他的意思。

    信写完封好，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前所言泰西水利之书，若寻得，价高无妨。另，可留意泰西火器、筑城之书，若有，一并购之。”

    火器。这是他想了很多天的事。如果历史走向不变，那么火炮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明朝虽然有火炮，但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。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西方著作中，应该就有关于火器的内容。

    如果能提前获取这些知识，将来或许能用上。

    处理完这些，天色已完全暗了。朱由检没有点灯，就在黑暗中坐着。思绪像潮水般涌来，又退去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很多事。历史上的宁远之战、松锦之战、清军入关……那些血与火的画面，虽然只是史书上的文字，但此刻却如此真实。

    他不能让那些事重演。至少，不能完全重演。

    但一个十一岁的亲王，能做什么？

    他想起自己这半年多来的积累：一个宫外的据点，一家小小的牙行，一片试验田，还有几个可用的人。太少了，太慢了。

    可是，还能怎么样呢？难道要像历史上的崇祯那样，一登基就急着铲除魏忠贤，结果朝局动荡？或者急于求成，频繁换将，导致辽东局势更加恶化？

    不，不能急。欲速则不达。

    他需要更多的积累，更多的人脉，更深的布局。而这一切，都需要时间。

    时间……他最缺的就是时间。

    三月初，钱龙锡离京回乡。临走前，他又来了一趟端本宫，除了辞行，还带来了两本书：一本是《练兵实纪》，戚继光所著；一本是《守城录》，记录历代守城战例。

    “殿下若有闲暇，可翻阅一二。”钱龙锡道，“虽不能亲临战阵，但知兵事之理，终是有益。”

    “谢先生。”朱由检郑重接过。

    钱龙锡看着他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低声道：“殿下，臣离京这些时日，朝中恐有变故。殿下切记……静观其变，韬光养晦。”

    “由检谨记。”

    送走钱龙锡，朱由检立即开始翻阅那两本兵书。戚继光的《练兵实纪》他前世就听说过，是明代军事理论的经典。而《守城录》则记载了从春秋到明初的各种守城战例，其中不少战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

    他读得很投入，有时甚至忘了用膳。王承恩劝了几次，见他执意，也只能把饭菜热在灶上，等他饿了自己吃。

    三月初五，陈元璞的回信到了。

    信很长，详细回答了他关于辽东的询问。

    “臣托通州商友打听，其有亲属于辽阳行商，近日方归。据言：建州今岁确有大举，兵马约四万，其中披甲精锐过万。军中确有火炮，虽不如我军红衣大炮，然数量不少，且操练纯熟。”

    “我军方面，熊经略到任后大力整顿，军纪稍振。然积弊太深：军饷拖欠，士卒多有怨言；器械陈旧，火器多有不堪用者；将领多贪腐，克扣军饷、倒卖军粮之事时有发生。”

    “民间则惶恐不安。富户多南迁，百姓欲走无路。粮价飞涨，斗米已至三钱银，且有价无市。”

    信末，陈元璞写道：“泰西水利之书，臣友于南京已寻得两种，价银十五两。火器之书则未得，然闻徐光启大人在南京正与泰西教士合译《火攻挈要》，或已成书。臣已托人打听。”

    《火攻挈要》！朱由检眼睛一亮。他知道这本书，是徐光启和传教士合作翻译的西方火炮专著，在明末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    “想办法弄到这本书。”他立即回信，“无论花多少钱。若徐大人处有手稿，可重金求抄。”

    信送出后，朱由检继续研读兵书。他越读越觉得，明朝的军事问题，不只是装备和训练的问题，更是制度的问题。

    卫所制败坏，军户逃亡，将领腐败……这些都是系统性问题。不从根本上改革，再好的战术也难起作用。

    可是改革……谈何容易。

    三月初十，宫中传来了正式消息：皇上病情好转，已能下床行走。

    这个消息让整个紫禁城都松了口气。各宫开始准备庆贺，连端本宫都收到了内官监送来的一些赏赐——虽然不多，但总算有了些喜气。

    然而，朱由检却感到不安。

    他记得历史上天启皇帝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几次病危又好转。但最终，还是在几年后驾崩。现在的“好转”，恐怕只是暂时的。

    而且，皇帝病情好转，对魏进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对张皇后来说又意味着什么？朝中的权力格局，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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